灿烂秋阳

站着看了10分钟电视。
几位本地曲艺界的闻人正在缅怀刚刚去世的一位老前辈。
老人上个月被查出患了肺癌，这个月走了。八十多岁，身后哀荣备至，还算是善终。
说到了老人一生的坎坷，说到了老人一生的刚直，说到了老人临终前的一个细节。他对身边的人说：我可以喊一喊吗？旁边的人说可以。被病痛折磨的人，允许他喊一喊减轻痛苦，实在也算不上仁慈之举。老人于是大喊：“冤枉啊！冤枉！”老泪纵横。
未能亲见，只听转述，仍是晴天霹雳的震撼！这一呐喊，谁不动容！纠缠一个人半生的委屈，纵然也有数十年的安然岁月弥补，终是无法释怀啊！西方宗教有听取濒死者临终告解的传统，那些承认自己有罪的人在放下心事后，都能在神职人员的安抚下平静离去。死亡也就不再是恐惧之旅，而是一种温暖的回归，这是讲究“善终”的中国人很难期盼的奢侈，于是有了“拳头紧握”“口眼不闭”甚至“大呼冤枉”的死相。
怎样的心结纠缠了老人半生？人所共知的十年浩劫。一个靠说唱卖梨膏糖的艺人，凭本事吃饭，在不平等的制度里不属于主流，也就过过自己的小日子，相安无事。但是在平等的制度里，却必须承担起宏大的使命，这也是当时每一个中国人的共同命运。
对于文革的反思，思考多少年都不嫌其繁。当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做的事情是正确的，且绝大多数的人过错都是不该追究的，那些受害者就成了当然的冤大头。古代对于冤情深重者有“六月飞雪”“三年大旱”的传奇做彰显和证明，由此带来昭雪的可能，但，那毕竟是传奇。现实是：历史不会向人道歉，所以，人必须学会宽恕历史。
老人，安忠文。

用三个晚上，看完《定西孤儿院纪事》。其间我多次翻至扉页，看作者杨显惠的小照——圆领旧汗衫，凌乱的头发，所有线条都下垂的皱纹——无比的愁苦，与那些常见的或者意气风发或者故作从容淡定的作者照相形成了鲜明对比。但，我以为，采访了那么多的孤儿，间接经历了那么多惨烈的故事，再一一把它们叙述下来，一个人，只要不是铁石心肠，恐怕都会陷入巨大的悲悯之中，五年，十年，乃至一生都无法从中超脱出来。即便这样，又如何？作家，尤其是纪实文学类的作家，“铁肩担道义”是其使命，选择之初就该知道，这是要将一生都奉献给“真实”，做其奴仆的职业。完成了这一职责，是杨显惠的莫大幸运。幸而，在“戏说历史”“自我解读历史”大行其道的今日，总有一些读者清醒地坚持自己的阅读立场，愿意在艰苦的阅读中与人物和作家共同经历历史，因了这样的精神传承，我们可以把那些尘封的往事代代相继，我们相信：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不是历史学家创造的。
1958年到1960年，中国没有战乱也没有大旱大涝，但是却由于饥饿，造成了大面积的死亡。这是怎样的一段历史？我曾经把历史课学得很不错，但是我从书本上找不到任何明确的解释。之后很多年，看过一些零星资料，比如，有高层的领导，共和国的奠基人之一，因为说真话，反映了一些饥荒的情况而遭到更高层的无情的政治打压；比如，大饥荒的时代，国库的粮食却在发霉，腐烂……但是，直到看《定西孤儿院纪事》，这段历史才揭开了沉重的帷幕。
作者强调是“把收集来的大量素材进行加工、提炼和剪裁，写成这部小说”，我更愿意理解是真人真事。全书22个篇章，一个个小故事，皆是在大饥荒中失去双亲的孤儿的亲历。有记家庭变故的，有记进孤儿院经历的，有记在孤儿院生活的，有记孤儿成人后经历的。有的读来无比震撼，有的读来无比感伤，悲悲喜喜，喜喜悲悲，两种感情纠结成了疙瘩块，冰凉中透着些温暖。运送孤儿的车子偶然在一个荒岭上停留，让孩子们下车解手。一个叫莲莲的女孩久久不归，大家找寻了半天，才发现了哀哀恸哭的莲莲，她面前的土墙边倚着一具风干的骷髅，她说那是她妈妈。因为，她妈妈的顶针就落在骷髅的脚下。负责运送的干部组织起孤儿们把莲莲的妈妈埋了。（《顶针》）孤儿院大些的孩子帮助政府将逃荒到外地又遣送回来的人返乡，15岁的栾吉泰和另一个孩子骑着自行车送尕丫头回家。可是尕丫头离家的时候太小了，已经记不得家在哪里了，栾吉泰找了多日了找不到，看样子尕丫头也要送孤儿院去了。回去的半路上孩子们饿了，找了个地方吃饭，店主给了个信息说前面有人家姓曹（尕丫头姓曹），前去一探，真是尕丫头的家。“老奶奶说，恩人呀，恩人呀，快进房子呀。栾吉泰说不进了，我们要走了，天快黑了。……栾吉泰扭脸下了坡坡，逃跑一样地跑到公路边上。王旭跟在后边走下来，推车子的时候看见他的脸上淌着泪水。王旭问，你哭啥哩？他大哭起来：我妈不知道在哪达哩……嗯嗯嗯……”（《尕丫头回家》）
饥荒的原因，跟我们民族许多次的劫难相同，人祸的因素无疑占了首位，但是，这恰恰是我们无力的软穴——愚昧和强权共同合作的悲剧。我曾经赞写《往事并不如烟》《伶人往事》的章诒和为中国人的良心，同样的荣誉我也愿意给杨显惠（《定西孤儿院纪事》至今发行13000册）。当媚俗的风气侵入了出版界，捧得一些玩文字的人也成了镀金菩萨，我还是愿意追随我热爱的作者，与他们一起共同承担悲苦，放我们的良知在岁月的天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