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底
村口有两棵树，一棵被雷劈过，另一棵也被雷劈过。
外村不懂内情的人说这是一道鬼门关，就算平地惊雷，也会招惹神灵，惩罚这个村子里的凶人恶人，哪怕这村子起名吉祥村。可村里年岁最大的老人吴阿太说，这两棵树是守护神，世世代代保佑着吉祥村。没有他们，20岁那年，被雷劈死的就不是那头牛，而是自己的丈夫。
记得劈雷的那天，吴阿太的丈夫提拉着被尿浸湿的裤裆，跑回家冲着吴阿太哭，话已说不清楚，满嘴的吐沫鼻涕都飞溅到了吴阿太的脸上。吴阿太等弄明白发生什么事情之后，和丈夫抱在一起失声痛哭，仿佛死掉一头牛，比死了自己更严重。
吴阿太的丈夫不是别人，而是我爸爸的爷爷。吴阿太还走得动路，说得了话的时候，总会对人说，俺家的祥福不是地主，是村长使坏，家里只有半亩田和一头牛，怎会是地主老财呢？要知道，当初鬼子进村的时候，汉奸朱天养掏出驳壳枪跟乡亲们说，“皇军要共荣，皇军不抢粮”，望着汉奸朱天养满脸堆出的褶子，所有人都乖乖就范，只有爸爸的爷爷，撅起锄头，砸掉汉奸朱天养的两颗大门牙，而自己也被鬼子挑断了一根手筋。我那时就在想，爸爸的爷爷为啥后来不参加八路或新四军，好歹也曾想刘胡兰一样没有低下过高昂的头颅。爸爸告诉我，刘胡兰后来没有参加革命是因为她被鬼子砍了头，而爸爸的爷爷没有参加革命，是因为手筋被挑断了，连枪都握不住，那时新四军负责征兵的干部怕爸爸的爷爷在打仗时，开枪消灭自己人，所以没敢要他。
爸爸的爷爷没能投身革命，最后却被打成反革命，不得不让我哀叹，这就是命运，有成败只在一步之遥，前脚跨过，后脚没跟上，就由英雄成了败类。
多年之后，我在城里念了大学，回到吉祥村，还有人说我是因为爸爸的爷爷曾在屋后地里埋下一坛子的金砖，供我去念了书，满嘴都是酸酸的嫉妒。我知道我自己再不属于吉祥村，从今往后，别人问我是哪里的人，我都说自己是杭州人——我在杭州念的大学。
一直以来，我还不会说杭州话，骂人除外。
二、冬燕
“你这瘪三下作！”马冬燕在公用的卫生间里，胸罩的扣子还没扣好，雪白的肉球上，一块血红的痕迹有些扎眼。在很长时间里，我坚持认为那是胎记，甚至和刘三喜打赌。直到马冬燕先后爬上我和刘三喜的床之后，我才知道我们都想错了。马冬燕有个癖好，喜欢叫男人用嘴贴紧她的肉球，凶狠地嘬，嘬出血来。
她用梳子柄死命戳我的头，把我戳出卫生间。我盯着肉球看，短短几秒钟，我流下很多汗，裆下的东西也憋得难受，以致于我没有看清楚她的表情是怒是嗔，只是有一点，我不明白，为什么她用卫生间，从来不锁门，哪怕是洗澡。
骂我下作的时候，马冬燕和我还没发生任何关系，唯一的关系在于我和她，都是刘三喜的房客，马冬燕住在我隔壁。她的职业是个保险推销员，大多数时候，她老是滔滔不绝地向人推销这个，推销那个，大多数时候，她推销的东西总会被人拒绝，除非她将自己捆绑销售。往往在一天的清晨，马冬燕精疲力竭地回到家里，我就知道，她又做成了一桩大买卖。
其实这样说马冬燕并不好，她是个好姑娘，我知道。用身体换取粮食，那份痛苦不是每个人都能承受的。无数个夜里，我在深夜埋头苦读时，隔壁会传来时断时续无比凄凉的哭声，令我心里犹如刀绞一般。我没有去疼她爱她的资格，所以在平时，我总会把从吉祥村捎过来的蜜枣全都给她吃，蜜枣补血。每次看着她苍白得就像白纸一般的脸，我就心疼得不得了。而每次她从外面带男人回来，我总不自觉地一脸阴沉，跟她说话也是瓮声瓮气的。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我怀疑自己可能是爱上她了。
2003年的春天，正当我所有的同学都在想尽一切办法寻找就业出路的时候，我毅然租了个房间，埋头苦读，准备考取浙大法学院的研究生。尽管我没有得到浙大的录取通知书，但却得到了有生以来第一段短暂的爱情。
在一个燥热的夜晚，马冬燕哭着敲开我的门，泪眼蒙胧，问我想不想要她，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沉默的时候，她用尽全身的力气抱住了我，那一刻我发现她的力气还真大，她告诉我，以前家里的农活都是她来做的。
那天，我窒息了一夜；现在想起那个夜晚，我感觉呼吸还是有些不畅。
在这里，有一点需要说明，我讲的故事的女主角并非马冬燕，而是另有其人。
三、弟弟
我一直相信有两样东西的脚步，是任何人都无法阻挡的，一是不饶人岁月，二是隆隆作响的挖掘机。
城市的挖掘机开始染指吉祥村，对于村子里的人来说，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老人抱着自家门前的洋槐树一把鼻涕一把眼泪，骂着自己挨千刀的贼孙子，把祖宗传下来的地买给政府。只有那些光屁股的娃子们却挥舞着手臂，像赶猪一样，乐呵呵跟在挖掘机的大烟囱后面，任凭黑烟把自己的脸熏得跟泥腿子一般黑。
村口那两棵树被铲掉的时候，正值吴阿太过五七，我到老人的灵位前拜了又拜，这也是我最后一次回吉祥村。大伯吴新良在我肩膀狠狠一拍，我以为是吴阿太还魂心里一颤。大伯用力地在眼角抹出一滴眼泪，沙哑的喉咙就像门口挖掘机的吞吐还要低沉：我说山河啊，家里就数你有出息，以后多带带你弟弟，让他也到大城市去念书。我说，你都不让有亮念小学，他怎么念大学？有亮是我的弟弟，在附近新化县的煤矿上当帮工，偶尔也和大人一起下井开煤，小时候因为吃不饱，头大身子小，就像重庆渣滓洞里的那个小萝卜头，我很喜欢这个弟弟，但也为他是大伯生的儿子而感到难过。
有次我去矿山找他，这个九岁的孩子身上背着跟他身子一般大的煤筐，背驼得比他爸都厉害，拣着卡车震落在地上的煤块。每当卡车开过，在一片沙尘暴中，五、六个一般大小的孩子犹如一个个土人，蹲在地上。我心疼这个孩子，每次回吉祥村除了给他带些吃的穿的，还要给他捎上厚厚一刀口罩，别让他小小年纪在灰土中早早地患上尘肺。然而令我愤怒的是，当我再到矿上时，有亮还是在漫天尘土中拼命地咳嗽着，把我的眼泪都咳出来了，我冲上去把他拽出矿山，拽到河边，用已被煤矿污染得乌黑的河水，清洗着他黑漆漆的脸，他哭着对我说，哥，我不想在这个鬼地方待下去了，你带我走吧，不然我会死的。九岁的孩子向我提起死亡，更加深了我对吉祥村这个地方的恐惧，我紧紧地搂住他的萝卜头，答应他一定带他去过城里人的生活。
然而，这个承诺我最终兑现，在两年后的一个清晨，有亮和另一个男孩被巨型卡车的轮子碾得血肉模糊，下葬的那一天，我没有去送他，家里人告诉我，在坟头上，他妈烧了很多的口罩给儿子——都是我给有亮用来防尘的，他妈全收起来准备在家里当洗锅碗的抹布使。
多年之后，看着路边捣鼓着垃圾桶那一张张黑漆漆的娃娃脸，我就想上前一把拽过来，帮他们洗脸，然后紧紧将他们搂在怀里。
有亮的死，我完全将其归咎于大伯，我所知道的，有亮一个月35块钱的工钱，全部花在给大伯买烟买酒上还不够，所以我恨大伯和他的老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