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来转段阴影当年发的贴：

————————————————转贴分割线———————————————

阴影演出者按：

今天上网，偶然看到了这个台湾艺文网站—— 智邦艺术网。
我对这个东方音乐欣赏的讲座非常感兴趣。
因为自己对这方面几乎是一无所知。非常惭愧。
听音乐也有一段时间了，却对自己民族的音乐传统毫无所知。内心其实颇有些焦虑。
听到这位台湾学者用并不标准的国语讲述着这些古老的华夏音乐，百感交集。
我们这一岸遗忘的、丢失的东西，对岸有人正在精心地保存着，小心翼翼地，带着温情把它传递下去。

窗外又开始下雪了。
听着这样的话语和音乐，内心暖洋洋的。

————————————————————————————————————————

《东方音乐欣赏》  制作、主持 林谷芳

林谷芳于智邦艺术基金会

◎第一讲「以偏见圆——音乐是一种语言」

(上集) 58分钟 频宽64K
(下集) 44分钟 频宽64K

◎第二讲「大地之歌——不同时空下的中国音乐」

(上集) 53分钟 频宽64K
(下集) 39分钟 频宽64K

◎第三讲「溶于大化——中国音乐里的自然哲学」

(上集) 60分钟 频宽64K
(下集) 43分钟 频宽64K

◎第四讲「道不远人——不离人间的艺术观照」

(上集) 53分钟 频宽64K
(下集) 49分钟 频宽64K

◎第五讲「谛观有情——日本、印度与中国音乐的终极关怀」

(上集) 56分钟 频宽64K
(下集) 38分钟 频宽64K

【林谷芳介绍】

禅者、音乐家、文化评论人。佛光大学艺术学研究所所长。
六岁 有感于死生。
高一 读佛书句「有起必有落，有生必有死；欲求无死，不如无生」，有省，遂习禅。同年，以一段因缘亦入中国音乐。
六八年 值彼岸文革，慨然有志于文化研究，入台大人类学系。
七四年 以学问研究终与死生大事有隔，乃隐于市教授琵琶。
八八年 海峡开放，为印证生命所学之真实与虚妄，频仍往来于两岸；又鉴于台湾社会变迁剧烈，乃提笔从事文化评论，前后计发表二百余万言文字。
九二年 开始民间书院讲学，讲题聚焦于禅、中国音乐美学、文化重建之上。
九三年 召集「忘乐小集」，以实际演出彰显民间音乐之生活性与文人音乐之生命性。
九五年 着「音乐中的斯土斯民 ── 中国音乐导聆」。
九六年 任佛光大学教授。
九七年 台湾、九八年大陆 结合美学书写与经典乐曲编纂的代表性著作「谛观有情 ── 中国音乐里的人文世界」出版。
九八年 所创建「茶与乐对话」之艺术型态，以「书与唱片」之形式呈现。
同年出版「性是生命的一大公案── 一个禅者眼中的男女」。
二OOO年 成立佛光大学艺术学研究所，以中国文化美学主体之建立为立所基点。同年回归禅者本务，教授禅宗修行。

《谛观有情》：林谷芳自序

自序——回报三十年前一次翻转生命的感动

在文化领域里，音乐跟我的结缘最晚，但始料未及的，“谛观有情——中国音乐里的人文世界”却成为我生命观照的焦点，虽云造化弄人，心中却充满了感激。

宗教是我最先接触的领域，六岁有感于“死生”，年少最有兴趣的是长生之法。十六岁因书中句“有起必有落，有生必有死，欲求无死，不如无生”，开启了习禅之门，同时间，也因一个偶然因缘，接触了中国音乐，而忽忽之间，两者竟伴随了自己逾三十年，成为生命中最不可分割的两部分。

音乐的因缘起于鸬鹚潭，鸬鹚潭一般人常称为鹭鸶潭，现已埋于台北的翡翠水库底下，当年，它是台湾惟一可以泛舟其上，弹呈“二曲”，峭壁夹溪的风景区。十六岁那年夏天（一九六五），我与三位同学计划到那里露营，当时潭才刚有外人前来开垦。

四个少年搬着颇有重量的营具到潭边已近下午五点，潭正映着夕阳余晖，大伙搭了一艘渡船准备到对岸扎营，巧得很，船主是个北方虬髯大汉，戴的是武侠片中常见的大斗笠，上了船，驶向潭心，就像走入了传奇的时空中，那么自然，谁也不会想到这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台湾。

这种感觉感染了大家，舟行江上，一位练螳螂拳的同学徐万伯突然拿起笛子站上翘起的船头，临风吹出了“江干夜笛”，平直的笛声划破峡谷，霎时，十几条小舟竟都停止了划桨，时空也似乎就在这一刻凝固起来，就剩笛声在流动着，一曲刚完，只见一个军人载着女友，飞快划来，到船头，不待喘息，只为了说一声：“你的笛子吹得真好。”

我没说话，因为当时的我已经呆住，音乐的感染力竟如此之强，尤其中国音乐，它把我所读的古老中国一下点活了，唐宋流风、侠情诗心，顿成眼前之事。回去之后，我迫不及待地买了一支笛子来把玩，开学后又参加了国乐社，希冀哪天自己也能够成为画中主角。但笛子便宜，携带轻便，学的人太多，吹笛的那位同学建议我说：“你灵巧，干脆学琵琶好了，那是最复杂，最需要技巧的乐器。”

我接受他的建议，先去买了张琵琶唱片。当时两岸敌对，是靠着一间“女王唱片”，将大陆的中国音乐及戏曲录音翻版过来，成为当时许多人的精神粮食。我买的这张唱片，一面是《月儿高高照九州》，一面是《十面埋伏》，其中的《月儿高高照九州》就是名曲《月儿高》，这是当时翻版所必有的障眼法，两曲恰一文一武，让我正式认识了琵琶。

听《月儿高》是我再一次的震撼。“引子”初起，我竟就觉得这首乐曲已伴随了自己好几世。江楼望月、思绪满怀，历史的意义更加地清晰深沉。隔天，我要了六百元，买了生平第一把琵琶，正式开始了三十年不解的缘分。

六十年代的台湾并不适合学习传统，在“建中”的校庆晚会中，国乐社《欢乐歌》所面对的是不断的嘘声——从司仪报幕开始到下台，年轻人用这来表示新潮。那位吹笛的同学几乎无法吹下去，问我怎么办，自恃年少任侠的我也只能回答：“庄严地奏完它。”

中国音乐所带来的深沉感动与这样孤臣孽子的情境在我心中造成了很大冲击：为什么如此感动我的艺术别人竟这样鄙夷？而来自许多学西乐朋友的态度也同样激荡着我。无论如何，是应该为自己去寻个解释才行!

中国音乐的书籍，无论理论与实践，在当时几乎都等于零，有的是粗陋印刷的乐谱及少数自文史哲谈礼乐的老调文章，这些文章与感动我的音乐距离是如此遥远，显然并不能以之解释乐曲的丰沛内容，看来，只能自己想办法。

还好，其他的中国文化经验提供了我初步类比的基础。中国音乐的音韵、留白不就如同书画中的笔墨与留白吗?而音乐给我的感受也像我习的禅、心仪的老庄，是如此真切。有关中国音乐，从表现手法以迄生命情怀的诠释，就从自我的经验与中国文化的对应直接楔入吧!

这种做法的好处是不会落入纯粹美学思辨或狭隘礼乐窠臼中，毕竟，这恰是中国音乐史异化部分之所在。难处则是每当面临一个不同的乐种、乐曲及风格，自己的解释系统就必须经过再一次的检验。不过，也因为如此，就这样扎扎实实地走了过来。而这本书之所以能不引经据典，能不描摹前人，但相信仍具有系统解释的有效性也就缘于此。

然而想将解释系统书之于文并编纂经典乐曲，却是一九九二年才成形的事。

一九八八年两岸开放，为了印证自己所学的真实与虚妄，也觉得可以趁此时机为自己生命所受益的一些文化有所回馈，我离开了半隐居的生活，开始了另一段较社会面的生涯，而让中国音乐的生命性得以被知晓，自然就成为戮力的重点。不断地演讲、活动，让我认识了许多文化界的朋友，不少有心人也领会了我对中国音乐的认知与情怀，同时，我也发觉在中国文化的面相上，大家最陌生，但一旦认识却最能引起情感回应乃至生命翻转的却常就是中国音乐。

一九九二年我在台北两厅院的演奏厅做了名为“谛观有情”的中国音乐系列讲座，那是在连续两三年不断演讲、意气风发后的一个活动。但就在驾轻就熟讲完，回到后台之际，却突然涌起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萧索。就这样讲，讲到何时，再会讲，未来顶多也只能成为听者遥远、美丽、模糊的回忆，我自问着。

是的，我的演讲再如何系统，有心人所入耳的也可能依然零落，我的演讲再好，更重要的也还得听者有“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的生命经验，而文化的传承不坠不就因为“典型在夙昔”吗?中国音乐的处境维艰及未能作用于当代生命不也因为在一般人的心中早已没有了经典吗?同时，每次听众最直接的困惑不也就在“哪里可以寻到这些生命的结晶”吗?思及此，忽然之间竟发觉四五年来自己之所以马不停蹄，其隐隐然却又如此鲜明的目的其实也就在这“经典的重建”之上。

有了这个转折，在往后的活动、演讲中总不免会透露一些这方面的讯息，而在三位社会的学生许玲龄、陈秀允、杨博名捐了第一阶段的款项之后，也开始了基础资料的调整、筛选。如此，一路迤逦行来，经过了三四年，比预期的金额多用了三倍。《谛观有情——中国音乐里的人文世界》终于才能呈现在大家眼前。它包含自文化、生命面相诠释中国音乐的一本同名书籍，十盘镭射唱片，六十七首乐曲，再加上一本有关编纂缘起及乐曲解说的《典型在夙昔》。而时间之所以拖延这么久，则只因为它是历史的结集，终极性的经典认定，是不能被打折扣的。

作为深受其恩的人，《谛观有情》成套产品的出版，是我对中国音乐的报答及回馈。编完它、写完它，对我真是了却了一段心事。回顾这三十年，真是何其幸运，自己可以拥有如此的感动；也真得托诸夙世因缘，在《月儿高》中自己竟也能“一超直入如来地”般地得其情怀，而在编纂完之后，更希望它真能补足我们在谈中国文、史、哲、艺时总未能有音乐世界为之对应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