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ite Board Report

德 国《明镜》周刊2007年第30期（7月23日出版）以《用血书写成的》为题发表了原苏联著名持不同政见者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的访谈记录。 索尔仁尼琴谈到他对苏联历史、普京政府的内外政策、俄国今后的发展以及他对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改革的看法，以及对西方的失望。现将谈话内容摘要编译如 下。　　《明镜》：13年前您从流亡地回到俄国时对新俄国的发展感到失望。您拒绝了戈尔巴乔夫颁发给您的国家奖，同样也拒绝了叶利钦给您的勋章。现在您却接受了普京给您的国家奖。他可是曾经十分野蛮地迫害和折磨过您的秘密警察从前的头子啊！这不是前后矛盾吗？

　　索尔仁尼琴：实际上1990年就已经要为《古拉格群岛》给我颁奖。不过提出建议的不是戈尔巴乔夫，而是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共和 国，当时它还是苏联的一个组成部分。我拒绝了。我不能因为一本用几百万人的血写成的书而获得个人荣誉。1998年，当国家处于困苦的低谷时，我的《俄国在 堕落》出版了。那时叶利钦亲自下令授予我最高国家勋章。我回答说，我不能接受一个把俄国带到毁灭边缘的国家政权的嘉奖。但是最近授予我的国家奖不是由总统 个人，而是由一个有名望的专家组颁发的。俄国的这些研究工作者和文化创造者享有无可指摘的荣誉，他们是在自己的领域绝对受到尊敬的人。总统作为国家元首在 国庆节发奖，而我在接受这一奖励时表示了这样的希望：我曾把整个一生奉献给对俄国的痛苦经验的研究和评价，但愿这些经验能保护我们不再面临不幸的堕落。

　　是的，普京曾是秘密警察的官员，您说得对。但是他不是克格勃侦讯人员，也不是古拉格的劳改营主管。在任何国家都不会贬损外交活动方面的情报工作人员，他们在有些国家甚至还受到赞扬。

《明镜》：您整个一生都在呼吁国家权力为古拉格和共产主义恐怖的几百万牺牲者表示悔恨，您的呼声真正起作用了吗？

　　索尔仁尼琴：今天，在人们能指望政治人物做出的事情中，公开悔过恐怕是最难的了，对此我已经习惯了。

《明镜》：这里我们又要谈到普京了。俄国现在的总统把苏联的崩溃说成是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他说，应当结束折磨自己的对过去的考察了，有人企 图 “从外面”以不公正的方式把“罪责感”强加给俄国。对于本来就愿意忘记苏维埃时期俄国发生的事情的那些人，他的话难道不是投其所好吗？

索尔仁尼琴：他指出“从外面” 并没有错：您毕竟看到，对于美国企图作为世界第一强国担当新的独霸角色的忧虑在世界上到处都在增加。而美国的这一做法也是要牺牲俄国的。说到“折磨自己的 对过去的考察”，那就要指出，令人遗憾的是，“苏维埃的”和“俄国的”这两个词迄今仍被混为一谈。我在上世纪70年代就已经反对这种做法了。但是所有的国 家，也就是西方国家、以前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以前的苏维埃共和国都轻率地对待这两个概念。

《明镜》：我们从您近来对现实发展的一些言论想到，您认为俄国已经缓慢地重新走上正确的道路了。您怎样评价普京统治俄国的时期——与他的前任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钛相比？

索尔仁尼琴：戈尔巴乔夫的领导作风表现出令人吃惊的政治幼稚、缺乏经验和缺乏对自己国家的责任感。这不是在行使权力，而是愚蠢 地放弃权力。西方对他赞赏，他感到这是对他的行为方式的认可。不过仍必须承认，第一次给我国公民以言论自由和行动自由的是戈尔巴乔夫，而不是——像到处都 认为的那样——叶利钦。

　　叶利钦对俄国人民不负责任的程度丝毫不亚于戈尔巴乔夫，而且扩大到其他领域。他努力使国有财产尽可能快地转入私人之手，他听任 俄国的财富毫无阻拦地受人掠夺。为了得到地方诸侯的支持，他直截了当地要求实行分离主义，促使通过了使俄罗斯国家四分五裂的决议。这就剥夺了俄国的当之无 愧的历史作用和它在国际座席中的地位。西方则报之以大声喝彩。

《明镜》：而普京呢？

　索尔仁尼琴：普京接手的是一个遭到抢劫并且完全失去平衡的国家，就其大部分居民来说已丧失勇气并陷于贫困。他打算做能够做的事 情，而恰恰缓慢的、逐步的重新建设才是可能的。这些努力并没有立刻被觉察到，更谈不上受到重视。您能从历史中举出一个强大的国家领导为重新建设而作的努力 会受到外国抱有好感的注意的例子吗？

《明镜》：对此我们很难理解。在俄国，批评的声音几乎是不受欢迎的。几乎没有反对派。

索尔仁尼琴：毫无疑问需要一个反对派，每一个力求俄国能健康发展的人都希望如此。与叶利钦时代一样，现在确实只有共产党人才是真正的反对派。

　　当您说到几乎没有反对派时，您肯定是指上世纪90年代的那些民主主义党派。但是必须不带成见地承认：居民的生活在90年代不断 恶化，俄国全部家庭中有四分之三的生活水平都严重地倒退了，而这一切都是在“民主的旗帜”下发生的。人们撇开这些旗帜有什么好奇怪呢？这些政党的领导人迄 今还不能就想象中的影子内阁的部长职位达成一致意见。俄国一如既往还没有建设性的、透明的和人数众多的反对派，这是令人遗憾的。显然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才能 形成这样的反对派。正像其他民主主义制度也需要时间才能成熟一样。

《明镜》：最近几年俄国由于石油和天然气而富了起来，形成了一个中等阶层。尽管如此，俄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是非常大的。怎样才能改善这一情况呢？

索尔仁尼琴：我认为俄国的贫富差距是一种必须由国家尽可能快地加以控制的、充满危险的发展趋势。许多童话式的巨大财产是在叶利 钦时代通过残酷无情的掠夺产生的，但是重新分割大企业并不是最明智的解决办法，何况这些企业目前的所有者确实是在努力进行有效率的经营。正确的道路也许是 为中小企业创造更好的生存条件。这也意味着必须保护每一个同时也是中产阶级企业主的公民，使他们不受专横和腐败之害。通过开采属于人民的矿藏而获得的收益 必须投入经济建设以及用于教育和卫生事业。在这一方面我们也必须学会排除掠夺和浪费。

《明镜》：不管怎么说，俄国常常感觉受到外国的冷遇。目前我们发现俄国和西方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冷下来了，俄国和欧洲的关系也是这样。原因何在？西方在哪一方面没有理解今天的俄国呢？

索尔仁尼琴：我最感兴趣的是心理原因：在俄国和在西方，原来怀抱的希望同样都不符合现实状况。当1994年我回到俄国时，我体 会到一种把西方世界和与我们完全不同的国家的国家制度神化的态度。这种态度不是以真实的认识或自觉的选择为根据的，而是由于自然而然的对布尔什维主义统治 及其反西方宣传的拒绝。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对塞尔维亚的野蛮轰炸以后，这种情绪改变了。好像用黑色的笔划下了浓浓的一道，再也擦不掉了，而且我认为这 是遍及俄国社会的所有阶层的。还有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要把分裂的苏联的若干部分拉进它的范围的尝试，尤其令人痛苦的是乌克兰，这是与我们最亲密的国家，是通 过几百万家庭的关系与我们联系起来的。一条军事联盟界限会在一瞬之间切断这种密切联系。

　　在那以前，西方主要是被我们看成民主的救星的。现在我们不得不失望地断定，西方的政策首先是受实用主义支配的，往往还要加上利 己的和露骨自私的考虑。许多俄国人在体会到这一点时，理想也就破灭了。西方为讨厌的冷战的结束感到高兴，在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统治的年代之后，俄国国内出 现了无政府状态，对外又放弃了所有的阵地。西方很快就习惯于认为俄国差不多是一个第三世界国家了，而且将永远这样。当俄国重新强大起来时，西方人的反应是 惊慌失措——也许还受到尚未完全克服的对俄国的恐惧的影响。

来源:左岸文化 作者：殷叙彝（编译）

从华南虎事件反思财政体制的弊端

By 郭艳茹

华南虎事 件的核心是对公众知情权和政府公信力的质问。这两个问题对一个转型国家的意义，怎么强调也不过分，因为它们关系到中国未来公民社会的塑造和民主政治的形 成。但除此之外，更需要思考的是当前什么样的制度激励了这种造假行为。将这一事件置于一个财政集权的背景之下来理解会更好。从华南虎事件，到巨额白银走 私，深究起来，体现的都是当前高度中央集权的财政体制的弊端。几千年前的哲人亚里士多德已经说过，大国无善法，因为大国的统治者通常需要依赖财政集权和社 会控制才能完成国家统治，而后者正是百弊流生的基础。从人类历史发展的经验来看，实行财政分权、构建财政联邦制是目前消除大国弊端的唯一可行的出路，对此 从Oats、Tibet到钱颖一、Wengast到Alesina，有数不清的经济学家已经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阐述了论证，甚至几百年前的顾炎武也发现 “分封制”的好处。

在现行的财政体制下，中央财政比重能够过高，基层政府，尤其是一些经济落后地区的基层政府，几乎难以运转，基本的教 育、卫生、公共设施无法供给，甚至连行政人员工资都支付不出，在山东这样一个所谓的全国经济强省里，一些相对贫困的县里，许多乡镇人员的工资据说只有几百 块钱。他们养家糊口都艰难，向基层农民搜刮就在所难免。所以税费改革，改来改去，改出黄宗羲怪圈，农民负担越来越重。取消农业税后，搭车收费难了，只好卖 地，这是为什么政府要取缔小产权房：一旦小产权房合法了，地方政府的土地收入来源便没有了，现行的制度就难以运转下去。

艰难的财政状况，促使地方政府官员：（1）造假，导致神州处处华南虎；（2）行贿，获得更多的转移支付。

结 果是（1）财政收入逐渐渗漏，越来越多的纳税人的血汗，成为官僚的个人收入，职位越高，受贿机会越多，因此为晋升而进行的贿赂越严重，最终越腐败的官员越 容易在竞争中胜出，最终整个官僚体制都腐败不堪；（2）税收越来越高，基层社会日益贫困，生产停滞；（3）国家财力日渐不支，公共品不足，基础教育只能依 靠慈善捐款，希望工程满天飞，逼得湖南电视天的一帮大哥为了募捐每周都得上刀山下火海的折腾，上了天的嫦娥养不起了，炸了拉倒；（4）官僚上下一体，不让 人民发现真相，管制媒体，限制言论自由，等等。

财政集权的弊端，不是危言耸听，明清两个王朝从轻徭薄赋、吏治严明到后期的国匮民乏、官僚 腐败、民不聊生，说到底，都是财政体制演变中一点点堆积起来的。在这样的财政体下，全国处处造假，处处腐败，打一处造假者，惩一个腐败者，反倒经常让人对 倒霉者生出同情之心，社会文化遂产生了对造假和腐败的包容和同情。从长期来看，这都是一个国家走向长期的文明、富强的障碍。

华南虎事件也 许是一个开端，表明公共的力量开始介入社会政治生活，并对已经长期形成的病态常理提出质问。如果这种质问能够对中国政治、经济体制产生真正影响，迫使这个 国家进行深层次的制度变革，从一个不良的运行轨迹上回到健康、和谐得发展道路上来，那华南虎事件绝对不是一场闹剧，而是应该载入史册的大事。